無數“深漂”曾在白石洲安穩著陸，扎根都市 如今，它將被刷新……

原標題：白石洲的日與夜

無數“深漂”曾在這里安穩著陸，扎根都市 如今，它將被刷新，留下的便是記憶

一位老人家背著孫兒走過白石洲,身邊的出租樓已被清空。

被清空的樓房被貼上黃色標簽,顯示“樓已清空,非請勿入”。

在白石洲住了19年的租客童先生(左)和他父親。

門被焊死了。

當童月試圖去尋回遺落在房間里的小物件時,她發現,房東用鐵鏈把大門鎖上了。門上貼著黃色的海報:樓已清空,非請勿入。她嘗試解開鐵鏈,卻發現,就算解開也無濟于事。她站在樓下,望向里面。四樓陽臺的防護欄上,兩塊擋雨塑料布隨風擺動。一樓院子的角落里,存放著母親的兩箱布料。

出嫁、待產、坐月子——女性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刻,童月都在這幢6層樓高的出租樓里完成。望著一家人生活了六年的家,童月頭一次覺得遙不可及。

更讓童月覺得失落的是“白石洲快沒有了”。

0.6平方公里的土地

今年6月末,白石洲房東和開發商陸續簽訂了拆遷賠償協議,數千棟樓房開始清租和封樓。在這個號稱深圳最大的城中村,取代舊日人潮涌動景象的是搬家的忙亂。離開白石洲的車密密麻麻,連成一條線。搬家的人們和清潔工混在一起——舊收納盒、丟棄的床墊、輪胎癟掉的共享單車、沙發和公仔,清走一車,新的又堆滿了。

“人生的三分之一都在這里了。”童月的父親童成坐在椅子上,他在白石洲住了19年。此時,他的耳邊只有鳥叫和收舊彩電的行街叫賣聲。9月,童家遷到了另一棟500米開外的出租樓內,但前、后、左、右方位的所有出租樓都已清空了,只剩下這一棟。常去的東北大餅店關門了,樓下的超市清空了,熟識多年的鄰居老友沒有打一聲招呼就消失不見了。

在過去20多年里,這片位于深圳市中心的0.6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大型商場、高檔小區、高爾夫球場的環繞中,自成一體,呈現出獨立于周圍現代都市的明顯自我景觀,有300多萬從外地前來闖深圳的人在這里停靠來去,2500多棟出租樓中,夢想和欲望被成批量地制造出來。無數人曾在這里安穩著陸,從此扎根都市,也有人艱難行走在城市邊緣,像超級大都市的局外人般頑強生存。

如今,白石洲站在了城市更新的十字路口。有些人不得不另覓落腳處,散落去其他尚未拆遷的小城中村,而更多的人可能就此搬回老家。在城市化進程的輪轂前,白石洲往日的樣貌即將被抹去,而那些年來在白石洲的日日夜夜,卻永遠地停留在了人們的腦海里。

畢業后的第一站

吳曉雅在《白石洲——深圳的中心與邊緣》一書中寫道:這里不僅是外來打工者的落腳點,也是很多畢業生來深圳的第一站。2017年,來自河北保定的于默,在畢業一周后,花了1500元,搬進了白石洲。問起原因,他毫不猶豫地說,“從這兒去哪兒都方便。”

白石洲緊挨深圳主干道——深南大道,走上十分鐘,就是地標性景點——世界之窗、歡樂谷。深南大道的正下方是深圳主干線——地鐵一號線,往東坐16個站,穿越福田區、羅湖區的中心,抵達深圳火車站;往西坐1個站,是深圳高新產業命脈的所在地——高新園,俗稱科技園。

每個工作日的早上八點,于默幾乎不用看路,跟著人流從白石洲大大小小的街道里鉆出來,又在白石洲地鐵站的入口,排起了一圈又一圈的長龍。晚上五點半,浩浩蕩蕩的人流從白石洲地鐵站四個出口涌出,流進四面八方的街巷,瞬間聚攏,瞬間消散。

盡管在深圳讀了四年大學,于默認為自己和大多數“深漂”一樣,與這座城市還有些許疏離感。“城市人都太忙碌了,大家除了工作也不會說上什么閑話。”

但是,在白石洲,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變得容易與普通。

畢業半年后,于默丟了工作。躲在出租屋一周的時間里,他投出去了78封求職信,收到了3封回信,其中,兩封是拒信,一封是廣告。晚上八點,他扒著窗口向外看,每家每戶都閃爍著燈,人影印在窗戶上;樓下三三兩兩的行人,跨著單肩包,或手提塑料袋,步履匆忙。行人都像是為某個目標而奔波著,而他卻不知道自己的下個出路在哪里。

下樓吃飯,于默點了一份大蔥豬肉餡的餃子,12元16個。10分鐘后,熱騰騰的餃子上桌了,一數,20個。“聽你口氣是北方人,送你幾個。”老板娘操著一口純正的東北話,雙眼瞇成一條縫,一米七的個子,身材壯實。閑話間,于默和老板娘成了朋友,每次下樓,除了吃一盤餃子,還和老板娘話家長里短,工作的、生活的、沮喪的、開心的。“下樓吃飯”成了待業期間,于默努力生活的動力。

“住在白石洲的時候,我會和朋友說‘我回家了’而不是‘我回住的地方了’”。已經離開深圳去北京發展的于默,仍舊希望在未來某天還能回白石洲看看。

風水寶地

白石洲8條主要街道星羅棋布了至少1500多家餐飲店,店鋪里最常光顧的顧客應該是白石洲5個村中的近9萬來深建設者,其中,一家位于白石洲主出口處的烤魚館“呼辣圈”最新潮——紅藍霓虹燈、成墻的伏特加酒瓶、循環播放的維秘走秀,混跡白石洲的年輕人們但凡聚會就來點一盆烤魚、一扎啤酒、幾把烤串,吃喝盡興到凌晨兩點。

洪充是這家“呼辣圈”的創始人,33歲,四川達州人,一米六幾的個頭,有著典型川渝人的白嫩膚質,一講話就帶著揮之不去的四川口音。“白石洲是我事業的轉折點,也是我的風水寶地。”洪充在白石洲開了三家分店,兩家在北區,一家在南區。

15歲離川來深,洪充在各行各業里都滾了滾,跟著熟人從美容美發干到園林工程再干到物業管理。2014年,洪充決心創業,在白石洲沙河街的分支上開了一家冒菜店。在地圖上,這條不到一百米的街巷沒有名字,是一條死胡同。“當時別人都說撐不過三個月。”

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剛開業的頭半年里,幾乎沒有顧客主動走進來,全靠熟人帶路。打折、與其他商鋪聯名會員、免費試吃,五花八門的促銷手段都用上了,但經營仍舊沒有起色。洪充感覺到壓力——他把全部積蓄60萬都投在了白石洲。

正當洪充準備放棄時,冒菜突然火了。“店里20張桌子,平日就餐高峰時段,能翻臺3輪,周末時期,能翻臺4輪。”洪充趁勢把烤魚加入菜單,“白領們下了班、出了地鐵口,就來我們家聚餐”。2016年初,同一條街上,洪充開啟了第二家分店。當廣東人大呼“吃辣上火”時,一碗重慶小面配一杯飲品,“一邊吃辣,一邊解辣。”同年7月,洪充又發現了蟹肉煲的潮流,特意跑去杭州進行考察。

2018年最后一天,洪充跟著員工從早上十點開市連軸轉到次日元旦凌晨五點,不停歇地點菜、炒菜、上菜17個小時。“年輕人都跑去世界之窗跨年,白石洲不停地有人出去又回來”。那一場不眠夜的酣戰讓當日的營業額就達到了4萬元。

在白石洲眾多接地氣的小吃店中,洪充的川菜館獨樹一幟,就像白石洲餐飲界的潮流風向標,年輕人追什么潮流,他就趕什么潮流。“來店里吃飯的,90%都是白領。”在白石洲沉浮四五年,洪充摸清了白石洲一批消費群體的特征——年輕、愛嘗試、收入中等。事實上,在這股潮流源的背后是白石洲階層的豐盈和壯大。

在千禧年之時,最早來白石洲的務工者大多從事工程建筑、零活等偏勞動力密集型工作;十四五年前,南山成為深圳第三個CBD,程序員、設計師、醫生、律師開始陸續入住。階層逐漸立體起來,企業高管、本地人和店鋪老板成了高收入核心;科技園打工的上班族、年輕的畢業生“深漂”駐扎在外圍;臨時工、清潔工、拾荒者們再把白石洲團團圍住。在互聯網流行后,白石洲設點了“天貓小店”,為了迎合都市白領們的快節奏,甚至衍生出專門的鮮果切店。洪充正是趕上了這波“年輕消費力”的興起。

2017年,洪充正式落戶深圳,妻兒老小從白石洲1800元的“農民房”搬到了月租6800元三室一廳的小區房;一家冒菜館發展成三家不同品類的烤魚分店,月均營業額從2014年9萬元增長到2018年40萬元。

“是白石洲成就了我,讓我的生活越來越好。”洪充抓住了機遇,也即將面臨挑戰。今年6月之后,隨著幾萬租客的清租,洪充三家店的營業額明顯下降,立下汗馬功勞的冒菜在10月正式下架。但是,洪充沒有想過一走了之,“白石洲在改變,那么我們也跟著改。”

城市中轉站

對于湖南湘潭人童月而言,“來了就是深圳人”這句話的起點就在白石洲一間15平米的樓頂房。這也是童家在深圳的第一個落腳點。

2001年,童月父親童成揣著幾百元現金,帶著幾罐湖南剁椒,拖著一箱衣服,坐了近十二個小時火車來到深圳。回憶起離鄉的原因,童成說,“要給兒子、女兒掙學費,在老家只能種地,沒有收入。”經親戚介紹,童成進了一家位于僑北三街的全順自行車廠做打磨工,拋光車管、車架。底薪一個月480元,加班費一小時5元左右。每天加班4小時至晚上十點,月底能拿到工資1000元。

全順自行車廠的老板是一名祖籍湖南的臺灣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深圳建廠,專招湖南人,有400多名工人都是來自同一個鄉鎮。“熟門熟路的好管理。”同鄉意味著語言相通、習俗相近、飲食文化一致,就連不成文的行為規范都是相似的。這樣的“文化飛地”在白石洲并不鮮見,“現在香山里小區的所在地,原來是河南人的聚集地,專收廢品,其他人插不進去。”

童成花了180元租了一間位于白石洲頂樓的房間,15平米,簾子從中間拉上,住兩戶,洗手間和廚房搭建在外。等學校放假,童成便把兒女從湖南接過來,老婆和女兒睡床,他和兒子睡地鋪。

童月母親在樓下與人合租一個鋪位,她做裁縫,繳電費。剛開始時,生意并不好,踩一條線收5毛錢,常常一天掙1塊錢、2塊錢。有時候和客人聊幾句熟絡后,童母純當幫忙,不收錢。為了省錢,褲腰帶勒得更緊。一塊錢一把的空心菜,童母把菜梗和菜葉擇開,中午吃清炒菜梗,晚上吃清炒菜葉。一塊錢就過一天。

住了一年以后,童家從房頂搬到了一樓,60平一房一廳,住兩戶人和一位單身漢,450元一個月。為了節省成本,童母征求房東同意后,在3米長的通道里搭起了裁縫攤。右邊用木板擋住水泥墻,左邊架上兩米長的木板當作工作臺,頭頂支起一塊塑料布擋雨。她怕有人找,于是,把電話號碼寫在墻上,從早上八點到晚上十一點,改褲腳、收腰線、做衣服,一天掙五六十元。

裁縫攤擺在街頭,是開放的,做生意、交朋友,兩不誤。“朋友天天有,天天很開心。”童母好客,笑眼瞇瞇的,給熟人踩一條線,五分鐘,擺擺手,不收錢;其他裁縫做壞的高檔衣服,她看兩眼,收過來,補補漏;靠著墻壁,擺一線板凳,請人坐,抱小孩的、看店鋪的、路過的,你一句我一句,一聊就是一天。

童母手藝好,連住在白石洲附近高檔小區的人都愛找她做衣服。有熟人介紹她去制衣廠工作,她都拒絕了。“我喜歡白石洲,這里熟人多。”

裁縫攤是童母的“集會地”,那童家則是同鄉人的“中轉站”。“湘潭人來白石洲,第一頓飯在我家吃的,離開前的最后一頓飯,也在我家吃的。”老家來了人,不管是姑姑家的遠房親戚,還是隔壁村的鄰居,到了白石洲,只要報得出童家的名字,就先接到童家吃一頓湘菜。童母幫忙找工作,一般送進白石洲的電子廠,或者在客廳將就幾天,再前往其他地方。周末同鄉聚會,地點必然在童家。

白石洲的人情味兒是在他鄉的溫暖,但也吃過“啞巴虧”。

“我就去吃口飯,車子直接被人扛走了。”童父在白石洲丟了三輛自行車。被盜,幾乎是租客早期在白石洲生存時不可避免的事情。一次夜里,童父被欄桿敲打的聲音驚醒,起身一看,一個成年人踩在一樓防護攔上,用竹竿挑二樓的手機。童父喊:“你干什么!”小偷就飛快地跑開了,動作迅捷未見慌亂。

更讓童家記憶深刻的是7000元存款全部被盜走。2005年,童父童母有了13000元的積蓄。這是他們在深圳打工四年的成果。用掉了6000元,還剩下7000元,這是童母特意為童月留的大學學費。但沒想到的是,這筆錢被人盜走了。“偷錢的是個湖南人。”這個湖南人在白石洲做保安,因是同鄉,童父經常與其交談,一來二去,算得上是個熟人。

一次取款,童父在自動取款機面前輸入密碼,保安站在一旁。因為是同鄉,童父并沒有太警惕。幾天之后,童父再次來到銀行,卻發現,賬上的7000元被人用假身份證和銀行卡在南山三個地方分別取走了。

被盜走的錢沒能追回來,為了給女兒補上學費,童母只好加班加點。“早餐就不吃了,一天吃兩頓。”一整箱衣服送來,賺一兩百元;舞獅子的服飾,一天做七八件;給人介紹工作,一次賺50元;晚上十點下班回家,童父幫忙打下手,拆線、挑褲腳。東拼西湊,最終籌到了女兒的學費。“當時,農歷十二月,風直往背里灌。”童母回憶起當時的辛苦,至今都無法釋懷。

從這里走向深圳

2017年,童月結婚了,她沒有選擇酒店,而是讓婚車來白石洲的出租樓里接親。

結婚當日,是深圳一年氣溫中的谷底,天空中飄了點小雨。但這沒有阻擋白石洲居民們的熱情。認識的、不認識的都被花炮和婚車吸引過來,把出租樓門前的單車道,圍成了兩列,探著身子,好奇地等著瞧新娘子。由于婚宴在深圳舉辦,且臨近春運,不少遠在湖南的親戚并沒有親自到訪。但在童月看來,白石洲的街坊鄰居和親戚沒有太大區別。“這里不是家,也勝似家了。”

成家之后的童月,和丈夫一起買了房,定居在龍崗。但她此后孕期、生孩子之后的坐月子,還是選擇在“娘家”所在地白石洲,兒子第一次學會走路也是在這里。每次帶著孩子回到白石洲探望父母,童月總會一遍又一遍地告訴他:這一棟是外公住過的第三個家,這里是外婆工作的地方。

思考起白石洲對她的影響,她說,“假如不是白石洲,我不會來深圳。”

2002年暑假,童月帶著弟弟來白石洲和父母團聚。14歲的她站在深南大道與沙河街的交匯處,望著對面的高樓大廈和世界之窗塔尖,第一次萌生了想去對面看看的想法。那時,世界之窗全價票220元,近童父當月三分之一的工資,但是夜場門票卻只要30元。于是,童母湊了90塊錢,給童家姐弟和朋友買了三張世界之窗的夜場券,自己則回家了。

在童月的人生里,白石洲就是那一張30元的夜場門票。

在過去19年里,童月隨著父母在白石洲搬遷了六次,而這一次之后,她不用再搬了。2019年6月,白石洲清租拉開序幕。這個號稱深圳最大的城中村,白石洲即將結束它的這一段傳奇歷史。

“等到以后有一天,即便所有樓房都變了模樣,我也想告訴孩子,深圳有過一個地方叫白石洲,那里一直在我們的回憶里。”

(文中人名均為化名)（記者蔣津津實習記者劉洋潔/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