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打動人心的“后浪”！看看疫情下的90后都在做什么？
見圳客戶端?深圳新聞網2020年5月10日訊（見圳客戶端、深圳新聞網記者 任玥 焦慧茹 石靜文）90后，一直是被大家“重點”關注的一代人，在很多人眼中可能有些自我、特立獨行。但在來勢洶涌的疫情面前，這群曾經大家眼里的“孩子”，面對生命的挑戰和威脅，義無反顧，勇往直前。
這是4個深圳90后的故事，疫情當前，因為職責所在，因為心中熱愛，他們腳步堅實，以自己的努力和探索，觸摸著城市最真實的肌理，也改變著時代的某一個小部分。透過他們的故事，我們看到了深圳這座年輕城市的溫度、光芒和底蘊，看到疫情之下中國青年的樣子。他們，才是最打動人心的“后浪”。
魏莉莉 深圳大學總醫院護士
對于魏莉莉和老公陳路來說，2020年的這個春節格外特別。
臨近年關，隨著疫情的暴發，深圳大學總醫院新設立了發熱門診。在神經內科做護士的魏莉莉，幾乎未加思索就報了名。同事在旁邊提醒她，“你不跟老公商量一下嗎？”
這距離她和陳路結婚不到三個月，按照原來的計劃，這個春節兩人要回到陳路的老家汕尾。她馬上給陳路打了電話。陳路聽完二話不說，干脆地來了一句“那你就去吧。”
“當時我還疑惑，他怎么這么懂事，后來發現他也要去抗疫一線。”大年初二，陳路匆匆從汕尾返回了深圳，他是名警察。
報名去發熱門診后，魏莉莉專門去做了器官和遺體捐獻登記。“想著萬一真的中招去世了，那就把遺體捐出去，還能給病毒研究和疫苗研發做些貢獻。”
大年三十，深大總院的發熱門診正式接診，魏莉莉和另一位同事是第一撥值班護士。她沒有想到，當天夜里自己接診的一個病人，很快就被確診為新冠肺炎。
得到這個消息是大年初二的早上，她剛剛值完一個大夜班，本來白天是休息的時間，她卻怎么都睡不著。腦子里反反復復地想著和那位病人的接觸——“那晚她總想從房間里走出去，我勸她不要離開，反反復復溝通了好多次，那時候我們沒有防護服，穿的還是隔離衣，心里壓力特別大，那種擔心和焦慮，一直持續好幾天才消除”。
在醫院呆了一個多月，回到家里時，陽臺上的花花草草都已經干死了。“陳路一直住在派出所宿舍，我們都回不來”。這個時間，陳路已經奔波在深圳灣口岸和珠海拱北口岸，他接手入境人員轉運工作，每日定時定點前往珠海拱北口岸安置點，將入境人員轉運回深圳灣口岸。
整個二月陳路一直在為她擔心，當她稍稍可以喘口氣時，又開始天天為陳路擔心，兩個人一直到4月份，才恢復到相對正常的狀態。
她和陳路對各自的職業，都有著異常強烈的認同感，“我們的結婚證件照上，我穿的護士服，他穿著警服。我在婚禮上跟他說：‘讓我們一起為人民服務吧’。”
“我不是把護士當成一個養家糊口的工作，而是一個可以達成滿足感和成就感的事情”。
魏莉莉開朗熱情，喜歡和病人打交道，做義診時會特別熱情地建議病人家里備一臺血壓儀，同事一邊調侃她像個賣血壓儀的，一邊夸她感染力強；科室里新的醫療項目一出來，她都會饒有興致地跑去觀摩學習，“總想多學點東西，覺得將來會用上”；她在龍崗中心醫院工作過兩年，很多就診的當地老人只會講客家話，為了方便溝通，她專門學了不少客家話，到現在醫院來了不會講普通話的老年人，同事們還會拉她去做翻譯，“因為我掌握廣東話、潮汕話、客家話多門語言”。
一場疫情，讓這種熱愛變得更為強烈。
魏莉莉有次在發熱門診值班時，一位阿姨不愿意留院觀察，在門診區沖著她大喊大叫，“那陣子我們醫護的壓力也特別大，我就特別想哭”。這時候門診區幾乎所有人都站了出來，勸阿姨配合。
“我做了5年護士，這種情況以前從來就沒有遇到過，好像所有人都在支持你，和你站在了一起。那種感動，不知道怎么形容，就覺得我遇到100件不開心的事情，都能被這一件事抵消”。
王瀟揚 珊瑚保育公益組織成員
王瀟揚前天和朋友們一起吃飯時，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我可能是在場唯一一個對工作沒有厭倦感，能夠開心地投入其中的人。”這是他告別白領生活，全職加入珊瑚保育公益組織潛愛大鵬的第6個月。
珊瑚在海洋中的生態價值，如同森林之于地球。不足全球海洋總面積千分之二的珊瑚礁，給1/4的海洋生物提供了棲息和覓食場所，近岸珊瑚礁在臺風、海嘯發生時，能夠削弱海浪的威力，降低對沿岸區域的破壞。
過去30年間，隨著海洋環境的破壞，深圳海域的珊瑚覆蓋率從70%降到了現在的30%左右。成立于2012年的潛愛大鵬，一直在探索深圳海域的珊瑚保護、復植，及環境保護的有效手段。
全職加入潛愛大鵬之前，王瀟揚在這個公益組織已經做了9個月的兼職，“一開始只是當成一個興趣，我喜歡海，也喜歡接觸不同社會階層的人，這是在寫字樓上班不可能獲取的體驗。”
王瀟揚畢業后，在深圳房地產行業工作了幾年。真正要從一個公司白領，跨越到公益組織的工作者，王瀟揚用了9個月的時間來消化。“最直接的差異，就是你的收入會少很多。”
最終他決定告別以往的生活，“在一個同齡人看起來還不錯的公司，每天都是滿滿的焦慮感，擔心自己買不上房，總操心身邊的人誰買了奢侈品，你好像一直在被物欲和消費主義挾裹。”
在潛愛大鵬，他的體驗完全不一樣，“我覺得在做一件值得投入的事情，這里能發揮我的才能。”
大鵬的生活環境，也不同于市中心，“物價低、房價也低，人們也沒什么物質焦慮感，你不需要買什么東西來證明自己，你會更純粹地投入自己喜歡的事情”。
對潛愛來說，將海洋保護的觀念植入人心，比種珊瑚更重要，“種再多的珊瑚，都不及每人少往海里丟一個垃圾袋”。
但這對于海洋保護者們來說，并不容易。
王瀟揚需要做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將海洋保護的觀念，植入當地原住民、漁民和游客的意識里。
“有時候你要絞盡腦汁，去想一些他們能接受的方式去引導，比如游客來海邊喜歡買漁網捕魚，又沒有環保意識，我們每個月都能從海底清理出大量的漁網，我們就做了一個體驗項目，教游客將廢棄漁網、海洋垃圾再生為工藝品，在這個過程中，給他們科普一些海洋保護的理念。”
對王瀟揚來說，這份工作讓他著迷的地方，在于不斷的復雜性挑戰。
“你要考慮海洋環境，當地原住民、漁民、游客，政府部門等各個相關方的訴求，有時候他們的利益是相沖撞的，你要做的，就是在保護海洋的前提下，能滿足各方的訴求。”
一直以來，王瀟揚對社會學都有著濃厚的興趣，這份工作，讓他有機會接觸到更為多元豐富的社會人群。這是以前的工作，根本不能給予他的東西。
“有一天我早上在跟老漁民聊天，中午跟一群志愿者做活動，晚上基金會的活動居然見到了王石，那種感覺太神奇了。原本這些人群，被社會大分工完全隔離開了，可我做的工作，好像一下子把這些人群連接了起來。”
譚正南 市總工會法律援助律師
正式到市總工會做援助律師的日子，譚正南還記得清清楚楚，2016年6月1日兒童節，呆了不到兩周，他就適應了這份工作。
他日常接觸到的援助對象，以流水線上的一線工人居多，他不確定自己從什么時候開始，真正喜歡上了這份工作，“能聽到普通工人的心聲，他們也確實需要你。”
在深圳大學法學院讀書時，譚正南參與過一些普法活動，但真正接觸到一線工人的機會很少，學校周邊的寫字樓里，以科技、金融行業的白領居多。他知道有無數的流水線工人，工作、生活在原二線關外。這些人的生活狀態如何，面臨什么樣的困境，他不知道，也沒有想過去了解。
法律援助，讓他真正看到了這個城市里，另外一群人的生存狀態。
譚正南接觸到的勞資糾紛求助，以拖欠工資最多，接下來就是工傷維權。“很多人辛辛苦苦地付出了勞動，要么工資被惡意拖欠，要么老板跑路了，要么是工作中受了傷，治愈后一回去就被辭退，公司為了逃避法律責任，還要強迫他們填寫自愿離職表。”
“看到了他們的生活，切身處地地理解了他們的所思所想，你會有很深的感觸。基層勞動者在深圳付出了青春、汗水，可很多時候，大家能得到的東西相當有限”。
看到這些基層者的權益被侵犯時，他的這種感覺就特別強烈，“特別為他們抱不平”。
譚正南打的比較多的勞動官司，涉及的額度一般都是幾萬，和許多動輒100萬糾紛的商事官司比起來，這個數額簡直不值一提。
“對于商事糾紛中的原被告來說，他們可能是市值一兩億的大公司，100萬在他們那里只是一個小數目。但對很多一線員工來說，勞動維權得到的兩三萬補償，可能是他們兩年的存款，這是養活一家老小的錢。”
“這就是勞動官司，和其他官司的不同之處。你用法律手段，幫他們討回了工資、權益后，這種成就感，和其他的是不一樣的。”
正因為此，勞動糾紛中的每一分錢，譚正南都會算的特別清楚。像有些案件涉及到的工傷鑒定費，一般只有400元，數目很小，“但對一線工人來說，這可能就是兩個星期的飯錢”。這些極為瑣碎的支出或索賠項，譚正南會極盡細致列出來，幫助求助者爭取。
譚正南能提供的，是法律服務，但很多人面臨的問題遠遠不止于此。
他接待過一個流水線工人，每月薪水大概3000多元。那個年輕人一坐下，先咨詢勞動糾紛，后來開始咨詢婚姻法，因為妻子有了外遇，接著又開始咨詢借貸問題，他之前在老家借了錢，信用卡也逾期了，正面臨債主們的起訴。
“他一個問題挨著一個問題咨詢，開始我還覺得不可思議，問他‘這都是你自己的問題嗎？’他點了點頭。”
搞清楚年輕人的實際狀況后，譚正南心里震驚極了，“你很難想象，一個瘦瘦弱弱的男孩，身上背著那么多的壓力，已經處于拆東墻補西墻的困境。”
在譚正南接待的救助者中，年輕人的困境并非孤例。“許多人在咨詢法律問題時，會帶出一大串別的問題，比如生活、工作中的失落與困惑，長年在流水線上重復勞作的枯燥麻木，有些人純粹就是找你聊天，他需要找一個出口，卻找不到傾訴的對象。”
譚正南在做的事情，讓他看到了一個更立體和豐富的城市社會。他也會不自覺地去思考一些更為宏大的社會命題。
“這些一線工人遇到的問題，可能人人都會遇到。為什么在他們身上暴露得這么集中、明顯？是不是經濟條件相對好一些，就不會走到今天這個地步？擺脫困境，僅僅靠經濟條件可以嗎？”
很多問題，譚正南一時也得不到答案，但他會帶著這些問題走下去。
讀大學時，他很想做一名刑事辯護律師，能想到的未來，是電視劇里那些衣著光鮮、渾身上下透著精英范兒的同行。如果不是就職的律師事務所把他派駐到總工會，他可能已經過上了那樣的生活。
一次偶然，讓他獲得了另一種職業經歷。這也讓他遠比同齡人篤定踏實，“我已經實現了很多的社會價值，這可能是很多人比不了的。”
“勞動糾紛法律援助案件雖然是很多律師的入門學，每個律師都會有所接觸，但如果真的要把它當成事業來做，不僅需要確保較高的專業能力，研閱大量龐雜的勞動法律法規和案例，更重要的是要有工人情懷，懂得工人真正需要什么，這是在法規案例中學不到的東西。”
劉玉清 設計師
到達深圳的第一天，劉玉清就喜歡上了這里，“從來沒有見過這么藍的天，這么低的云，感覺一伸手，就能摸到它們。”
她學的是設計，在長沙讀完大學后，沖著深圳“設計之都”的名頭來到了這里。做了一年的平面設計后，她陰差陽錯地接觸到了導視設計，“導視簡單地說，就是用有趣的設計，告訴大家這段路怎么走”。
她能碰到很多有意思的項目，比如舊樓改造為公寓，城中村社區改造等。“比較好玩兒，創意發揮的空間比較大”。她也喜歡自己所在的爍設計事務所，“沒那么多規矩，設計自由度蠻高”。
2017年，她的團隊受邀給玉田村做導視設計，給每一棟房子掛上一個鮮明、有特色的的指引樓牌。
玉田村位于深圳中信城市廣場南側，寸土寸金的中心區域，握手樓建得也格外密集。巷道交錯、樓號標志混亂……村子里迷宮一般的布局，常常讓剛搬進來的人、找朋友的人，和送外賣的小哥，在縱橫交叉的巷子間焦灼不已。
這樣的環境和氣息，劉玉清并不陌生。
她生活在寶安的一座城中村里，她喜歡那個地方。“生活氣息特別濃烈，你會感受到每個人都是認真在生活的，或者為自己想要的生活在奮斗，深圳的城中村就是這樣，外表看起來很老舊，但是住在里面的人，心是很年輕的，是很有活力的社區。”
“所以對玉田來說，并不是它破舊，我要去改造它，而是我想我的設計可以融入到這個社區環境里。”
融入并不容易，和其他的改造不同，城中村每一棟樓房都有一位業主，話語權分散，試圖說服每一位業主，就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對此，劉玉清團隊的負責人張爍感受更為深刻，玉田村這些樓房的業主，一般為生長于此的老年人，為了說服大家接受新樓牌，他和老人家們反反復復溝通了許多次，“玉田村社區改造，是好幾個設計團隊一起在做，大家遇到的問題都差不多，有些業主覺得‘這么改影響風水’，有的質疑‘不收錢為什么幫我們改造’，有的還覺得新的改造占用了他們樓下的公共區域。”
從設計落地，到最后給50多棟樓房都裝上新樓牌，張爍和劉玉清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
“看到巷子光亮多了，地面干凈了，生活環境不一樣了，住在這里的人，心里還是會很舒服的。自己做的東西落地了，還是會有一種成就感，這就是你做下一個項目的動力。”
她記不清自己做過多少這樣的導視設計，有時候朋友在路上看到她設計的標識，會專門拍照片給她看，有時她自己也會經過那些地方，“一看，喔，這是我的設計，還是會有種小小的自豪感，這個城市里留下了我的痕跡”。
深圳在她眼里，更像個孕育無限可能的試驗場，“它很新，舊樓在變新樓，創新型項目不斷地誕生，這個過程需要無限的人力和物力，我就是其中很小的一份力量，這個過程對我來說，也能得到很多探索創意的試驗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