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高度重視塑料垃圾產生的環境污染。2007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限制生產銷售使用塑料購物袋的通知，明確規定自2008年6月1日起“限塑”，通過提高使用成本的方式減少塑料制品使用量。此后，2011年和2020年，相關主管部門又多次發布關于限制、禁止使用特定塑料制品的指導意見。例如，2020年初發布的新“限塑令”——《關于進一步加強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見》，從行政和技術兩方面采取措施，保證到2025年塑料污染得到有效控制。為進一步落實新“限塑令”，2020年7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生態環境部、工業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門又聯合發布《關于扎實推進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詳細界定禁、限塑管理的細化標準。
經過多年持續推進和廣泛宣傳，如今，社會各界已經在減少塑料制品使用、更好保護生態環境方面達成共識。但在具體生活場景中，一些既往的“用塑”習慣還在存續，導致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的身影依舊存在。為此，本報記者采訪了相關消費者、從業者和行業專家，了解都有哪些“用塑”習慣影響“限塑令”的落地效果。
習慣1：用紙吸管影響“喝奶茶的快感”
“限塑令”實施以來，餐飲行業響應國家號召，將長期使用的不可降解塑料吸管替換為紙吸管。記者探訪北京、成都、太原等地的部分咖啡館時發現，目前在喜茶、星巴克、瑞幸等門店出售的飲品均已提供紙質吸管作為塑料吸管的替代品；麥當勞、肯德基的部分門店則在新規實施前就更換了塑料吸管、餐具和打包袋。
不過，因口感問題，使用紙吸管引發了部分消費者吐槽自己的“糟糕”體驗：“難用！還有一種奇怪的木頭味道，影響飲品口感！”“從環保的角度我非常支持，但泡一小時就發脹變軟了，感覺像在吃衛生紙。”“沒有廠名廠址、材質什么的，感覺不是很放心。”“難道紙制品的原料和生產廢料就更環保嗎？”……
有消費者表示，相比用紙吸管，自己更愿意打開杯蓋直接飲用；有消費者直言“紙吸管影響了喝奶茶的快感”，“被紙吸管剝奪的快樂”因此成為微博上不少奶茶愛好者討論的熱門話題；更有消費者表示，如果門店同時提供紙吸管和塑料吸管，自己更愿意選擇塑料吸管。
據悉，普通塑料吸管原材料價格約為每噸8000元，而可生物降解的聚乳酸（PLA）塑料吸管原材料每噸近4萬元，紙質吸管原材料每噸約2.2萬元——折算下來，紙吸管的價格相當于普通塑料吸管的2倍到3倍，聚乳酸塑料吸管的價格相當于普通塑料吸管的5倍。成都市一家吸管生產廠的負責人告訴記者，由于紙吸管與聚乳酸塑料吸管的售價相差較大，目前廠子接到的紙吸管訂單數量明顯更多一些。
業內專家指出，雖然相對塑料吸管而言，紙吸管更容易降解，也符合“限塑令”要求，但紙吸管未必就一定比塑料吸管更加安全環保。中國食品產業分析師朱丹蓬指出，紙吸管和塑料吸管是否安全，還得看其生產過程是否規范，“一些使用劣質塑料的塑料吸管、工藝未達標的紙吸管都是有害的”。不過，朱丹蓬表示，作為一次性餐具，紙吸管環境相容性較好。“在各地出臺‘限塑令’的背景下，紙吸管只是一種暫時的替代品，未來還會有很多的提升空間。”
習慣2：塑料地膜用起來“熟門熟路”
記者走訪發現，在山西、陜西、河北等地的部分農村地區，一些農戶在種植時還是會選擇一次性不可降解的塑料地膜，使得殘留農膜成為田間地頭的“白色污染”，嚴重妨害農業生產生活。有受訪農民告訴記者，一次性不可降解的塑料地膜用起來“熟門熟路”，市場上容易買到，而且成本低。還有人表示，這些一次性不可降解地膜在當地實施“限塑令”前就已購買，“不用的話浪費了”。
中科院理化所高級工程師、海南省降解塑料技術創新中心副主任盧波指出，在農業生產中一度被廣泛使用的地膜極易碎化，對生態環境破壞性很強，應該盡快禁止使用。“由于不同地區、不同農作物使用的地膜標準不同，這就需要替代品具有多樣性，但是目前還沒有很好的地膜替代品，這也是‘限塑’中比較難的部分。”
“塑料替代品種類形式多樣，關鍵是要滿足可循環、易回收和可生物降解的要求。”盧波指出，當前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已作為一種新興材料得到一定程度的應用，“隨著新型材料的不斷涌現，未來將有越來越多的產品成為潛在的替代品”。
除了要找到可循環、易回收和可生物降解的新材料作為塑料替代品外，山西省推進全生物降解地膜試驗示范、加強農田地膜殘留監測的探索也值得借鑒。
“山西省農業農村廳將在全省范圍內推廣使用標準地膜，配合市場監督管理等部門開展執法檢查，推進全生物降解地膜試驗示范。”山西省農業農村廳黨組成員、副廳長姚繼廣介紹，山西將通過建立農膜回收利用體系，培育廢舊農膜加工企業，實現“企業+回收網點+農戶”的市場化運行機制，提升農膜回收率。與此同時，還將在全省布設320個農田地膜殘留監測點，通過長期定點監測，逐步摸清全省地膜殘留污染底數及變化趨勢，為持續開展地膜污染防治提供基礎數據和理論依據。
習慣3：不可降解塑料袋價廉易得且方便
“環保塑料袋太輕薄，稍微用力就會戳破。”一位外賣派送員告訴記者，送餐時會擔心外包裝被戳破、湯汁外溢而多套幾個袋子，因此送到消費者手中的外賣食品總是會被包裹得“里三層外三層”。
2021年3月，《海南省2021年禁塑聯合執法行動方案》出臺。根據該方案，海南將在黨政機關、國有企業、學校、醫院、商超、酒店、旅游景區加強禁塑政策落實，并著重在批發市場、集貿市場、餐飲集中點等重點領域，港口碼頭等外來輸入重點區域，以及本地企業非法生產、非法儲存和批發等重點環節，開展聯合執法行動。
這并非海南省首次向“白色污染”宣戰。早在2008年，海南就實施了《海南經濟特區限制生產運輸銷售儲存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規定》。海南省人大常委會2009年的執法調研結果顯示，“限塑”伊始，塑料污染防治確實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較之“限塑”規定實施前，2017年海南全省每天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數量不減反增，從100萬個增長到320萬個。消費者為方便購物，大量購買和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尤其是在農貿市場，顧客還在挑菜時，紅色、白色的塑料袋就已經被攤主放到顧客面前，免費取用。
這種現象并非個例。在北京、上海、杭州、西安、太原等大中城市，不少年輕消費者在商超購物時，還是不習慣隨身攜帶可重復使用的布袋、紙袋，而是選擇當場購買塑料袋。在遍布全國各地的小型農貿市場、小超市，因價廉易得且方便，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袋依然隨處可見。在山西、陜西、河北等地的部分農村，“白色垃圾”仍未妥善得到回收處理。其中，既有消費者長期以來形成的消費習慣和“好面子”“圖方便”等主觀心理原因，也有新型可降解塑料制品成本高、研發進展緩慢、應用推廣難等客觀原因。
習慣4：懶得想可選擇哪些塑料替代品
根據長三角消保委聯盟的調研報告，可降解塑料有生物分解、光降解、熱氧降解、可堆肥降解等不同的分解形式。盡管降解程度高的產品理論上應該被優先使用，但受成本和價格因素影響，可降解產品市場也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情況。此外，網絡平臺銷售的各種替代品很多，價格差異大，由于缺乏可比較的信息，小商家和消費者難以判斷和選擇。記者走訪發現，其中也不排除“懶得想”的因素。
據了解，目前不可降解塑料的替代品主要有四類：一是可重復使用的物品，比如環保布袋、不銹鋼餐具、陶瓷杯等；二是紙制品；三是生物質制品，主要由蔗渣、竹纖維、淀粉等生物質制成；四是全生物降解塑料制品。
“我國可降解材料產業已具備一定規模，技術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產能方面，國內熱塑性生物降解塑料PBAT、聚乳酸（PLA）塑料等可降解材料在建和規劃產能已近千萬噸。”全國人大代表、聯泓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鄭月明指出，雖然可降解材料已經開始在一些領域推廣使用，比如一次性購物袋、一次性吸管、一次性餐具等，但當前可降解材料的發展仍然存在產品結構不合理、高端產能不足、低端產能過剩的風險，需要國家加強產業引導，完善標準體系，進一步加大對關鍵核心技術研發和產業化的支持力度。
在上海市消保委秘書長陶愛蓮看來，除了加大對可降解材料的研發、產業化和推廣力度外，還應進一步加大對“禁限塑”新規的宣傳力度，讓消費者掌握“禁限塑”必備的知識。“根據‘禁限塑’新規每個階段的要求，要讓消費者明白這會帶來日常生活的哪些新變化，自己應該如何配合，同時引導和鼓勵消費者養成‘選擇合適的替代品’‘不使用塑料一次性餐具’等消費習慣。”
（原題為《“限塑令”為何禁不住這些“用塑”習慣》）
【環保筆談】
關于“限塑”，還有哪些認識誤區和熱點領域
塑料作為一種基礎材料，在我們的生產、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然而，不規范、不環保地生產、利用塑料和回收處置塑料廢棄物，使得塑料污染成為全球性問題，而“限塑”也就相應地成為全球防治塑料污染的共同選擇。
“限塑”有兩種常見的認識誤區：
一種是不加區分地給塑料貼上“灰色”標簽，認為塑料就是“污染環境的壞東西”。其實，無論替代鋼材、木材，還是作為包裝材料替代紙質、玻璃及金屬，塑料都是相對更節能、更環境友好的東西。塑料污染主要是由那些易耗損、難回收、易泄露的塑料造成的，尤其是一次性塑料制品和塑料包裝。因而，選擇塑料替代品，要綜合權衡產品全生命周期的環境影響，不能為替代而替代、逆環境影響而替代。
另一種誤區是不加區分地給可降解塑料貼上“綠色”標簽，認為可降解塑料就是由可再生資源制取，環境影響相對低，用后無污染。
首先，在塑料領域，可降解不等于可再生。可降解塑料包括光降解、熱氧降解和可生物降解三類，它們可能由生物質原料制得，也可能與傳統塑料一樣由石油、煤等化石能源合成。2019年，我國可降解塑料61.7萬噸產能中，生物基塑料產能僅占56%；目前在建或擬建可降解塑料項目新增產能（440.5萬噸）中，生物基新增產能只占36.3％，均為聚乳酸（PLA）塑料，化石基的熱塑性生物降解塑料PBAT（一種聚酯，全名為：聚己二酸對苯二甲酸丁二醇共聚酯）新增產能占51.6％。
其次，可降解塑料的環境影響不一定較傳統塑料低。例如，同樣重量的熱塑性生物降解塑料的完全碳足跡是傳統聚乙烯（PE）塑料的2.6倍，而且在功能一致的情況下，前者需求的物料普遍更高。以某超市承重15公斤的塑料袋為例，現在使用的可降解塑料袋（原料PBAT+PLA）是原來PE塑料袋的2.5倍重，而且易破損。
最后，可降解塑料用后的環境影響依賴末端處理的方式、條件。用后的PBAT塑料袋屬于其他垃圾，將它送去焚燒廠，既違背了利用可降解塑料的初衷，也沒能通過替代降低塑料使用全生命周期的環境影響——相反，環境影響增加了。若將可降解塑料填埋在干旱的自然環境中，其降解能力則大打折扣。2019年，我國可降解塑料的產量僅為19.8萬噸。我們需要把有限的可降解塑料用在“刀刃”上，制定一份可降解塑料優先利用區域和領域清單。
在我國，“限塑”還存在以下幾個值得關注的難點和熱點領域：
薄膜塑料袋是“限塑”的長期難點領域。我國每年消耗手提塑料袋約550萬噸，減量潛力巨大。目前，塑料袋減量有兩大關鍵場所——城市小規模的零售場所和農村地區。年初我們對農村的調查結果顯示：農村居民人均年使用塑料袋394個，73.2%的家庭去年單獨購買過塑料袋。收費，可以顯著減少塑料袋使用，不過卻存在效應“退坡”問題。長三角消保委聯盟發布的《長三角禁限塑新規消費側研究報告》顯示：僅有32.5%的消費者去超市購物會自帶購物袋。收費存在兩個問題——塑料袋收費的歸屬是誰，收費如何與生產者責任延伸制有機銜接。此外，大型超市的線上業務多傾向于免費提供塑料袋，以吸引與黏住客戶。顯然，要化解上述問題，需要在管理機制上進一步突破。
一次性塑料餐具是我國“限塑”的新興熱點領域。2019年，我國外賣訂單成交163億單，約消耗塑料171萬噸。從餐具使用的角度，餐飲業天然是共享經濟，因此，在“限塑令”指定的建成區、景區，不妨嘗試“共享餐具”的外賣服務模式，將一次性餐具的費用轉化為回收“共享餐具”的跑腿費——如此，既能吃得健康、有儀式感，又能節約資源，增加外賣小哥的收入，將綠色生產與消費由理念切實轉化為實際行動。
快遞包裝是我國“限塑”的另一個新興熱點領域。根據相關調查，我國快遞業年使用塑料85萬噸，其中，薄膜袋、內部緩沖物（氣泡柱、氣泡袋）、膠帶是消耗量最大、數量增長最迅速的塑料類快遞包裝品。對于這些包裝，可以減量一部分，替代一部分。
在生活領域，塑料包裝的另兩大應用領域是食品與日化品，二者年消耗塑料分別為550萬噸和115萬噸。在此，食品包裝未包含飲品包裝（飲料瓶），因為塑料瓶的回收率和資源化率都很高。食品包裝用后即為其他垃圾，建議雙管齊下，減少塑料用量和廢棄量，并激勵使用可食用的內包裝。日化品和飲品包裝是開展生產者責任延伸制的優先領域，可與押金制配套使用，減量效用更佳。
在農業生產領域，我國每年約產生420萬噸塑料廢棄物，其中農膜246萬噸（廢地膜104萬噸）、化肥包裝28萬噸、農藥塑料包裝13萬噸。創新性建立適合農村的垃圾分類治理系統是當務之急，這需要立足農村土地在主體功能區的責任擔當和未來的城市化之路來綜合考量。對于清運能力有限但周邊有垃圾焚燒設施的鄉村，將不可回收的塑料垃圾單獨堆放并轉運至焚燒廠處置；對距離垃圾焚燒設施非常遠的鄉村，塑料垃圾分類堆放、單獨填埋，以后有條件時優先清理、焚燒處置這部分垃圾。
今天我們遺留在自然中的塑料垃圾，將是幾十年、上百年以后土壤、水體微塑料污染的來源。因而，“限塑”在源頭上要切實減量，包括產品與服務設計創新減量、包裝替代減量；在末端鏈條應建立清晰的“零塑廢”目標，包括新產生的塑料垃圾向自然環境零排放，將遺留在自然環境之中的陳年塑料垃圾清零等。“零塑廢”需垃圾分類機制創新，同時配套建立塑料用后的“禁燃、限燃、替代”機制。其中，“禁燃”指禁止將洗凈即可資源化回收的包裝（如一次性餐具、酸奶盒）作為其他垃圾分類，“替代”指以資源型回收替代能量型回收，從而促進塑料經濟閉環發展。
總之，以設計創新減量、包裝替代減量、廢塑排放減量、焚燒減量“四重奏”，加強塑料污染全鏈條防治，其預期效益將是喜人的——預計“十四五”期間，我國可減少消費傳統塑料1180萬噸，避免焚燒塑料620萬噸，由此原料節油2500萬噸，減排二氧化碳1.1億噸。
（作者：曹淑艷，系北京石油化工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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